隨想

全球化潮流下如何定位亞洲

全球化潮流下如何定位亞洲
Locating Asia研討會雜想

五月三、四日在溫哥華舉辦的以當代藝術為主軸的研討會內容主題為:Locating Asia。
其實,這名詞一提出來,馬上就有爭論了。我曾經提出的一個問題是:who is locating? Why locating?如果這個問題,不是在北美洲而是在亞洲被提出的話,又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思考?溫哥華作為討論這個題目的地點,充份突顯了這個議題的爭議點。
為什麼要在一個北美洲的城市討論亞洲?這和當年薩伊得提出東方主義或者後殖民學者所擔憂的權力上、知識上的定位亞洲又有什麼不同?
溫哥華在很多白人眼裡是個亞洲城市,或說亞洲的gateway。我個人偏好後者的用法,前者是一個很特別的形容詞,因為這裡的人口有三分之一為亞裔後代,將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母語不是英語,以及四分之一的華人。但對我們這種真正來自亞洲的移民來說,溫哥華呈現的,是一種叫人很興奮又迷惑的東西混種文化,而所謂的多元文化面貌和其他西方城市比來又很不相同,被西方人以odd來形容。或者因為這裡的白人也過於習慣黃面孔,亞洲食物和習俗了,亞洲文化不只是局限在中國城、日本城或是小印度等等這種小區域裡。但將溫哥華定位為亞洲城市,還是基於全球化潮流底下一個理想性追求,或者,還參雜著政治性意圖。
不過在此地要搞亞洲文化定位,或還是有其某程度合理性和合法性,這個城市的特殊,的確值得多多去思考和觀察。很顯然地,我生活在這裡,的確經歷到了前所未見的亞洲文化,在台灣反而非常不容易接觸到。從印度的吠陀個人主義,瑜珈文化到藏傳佛教的力量,或者是東南亞的幫派勢力滲透、香料文化、織品傳統、文藝作品、語言、聲音、色彩到膚色…,都在這個北美西北海岸的港口城市裡一覽無遺。我不能說這裡是多麼堅守著各個文化傳統的本來面貌,但是那從地域本土根源而來的文化流動性和彼此之間的雜交,在這裡得到了最大的說明。換句話說,你可以把這種流動性或民族文化特性看作比亞洲還亞洲。
我在這裡,一定比在台灣時還台灣,無庸置疑。
那麼,我們在定位什麼樣的亞洲呢?特別,是從文化的觀點出發。”locating”這個字的意涵,勢必得包含了”dislocating”的概念,所要建構的,也是一種解構的工程。破除地理及國家界線之後的文化面貌,是一種在全球化底下所追求的同一和差異。在這個前題底下,差異或許比同化還要重要,不只是亞洲作為一個概念面對著西方的一種共同認同,還是亞洲族群之間彼此認識的基礎。往往,亞洲族群彼此之間的衝突和差異在被一致對西方的大旗底下簡化或犧牲掉。
僅管當下全球化以經濟和科技主導,不再是以國家主義這種政治不政確的敏感定義出發,但是如今若又以一個簡化的”亞洲”概念出發,似乎又叫人想起二十世紀初期至中期日本人提出的”大亞洲”概念(Asia-ness),甚至是軍國主義猖狂時基於此發展出的”東亞共榮圈”行動。我雖不致於悲觀得說,想想看當時造成的後果是什麼,而且,時代也不一樣了。不過這次菲律賓文化學者Marian Pastor Roces所提出的:”沿著邪惡軸心國來定位亞洲”這篇很有力量,且帶著批判的論文中,帶著警語似地反諷:如果布希說邪惡軸心國是北韓、伊朗、伊拉克,那麼我們就由北韓拉一條線到伊朗,那是不是一種”Locating Asia”的方式?
這句話後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思考,政治上的,地理上的和文化上的。以及其背後的思考模式。特別是在所謂後殖民情境底下掙扎又擁抱新時代的後殖民國家,似乎更應該看清楚當今的全球化究竟對我們帶來了什麼影響。如果東亞共融圈已經成為歷史,那麼美國現在透過軍事政治力量所在做的又是什麼?它和文化之間有什麼關係?
我們試圖談論的亞洲,不該只是一種學術領域,或是給某群人戴一個標籤。它如果成為某種政治正確的手段或是一種推銷的策略,都是危險的。那麼當今定位亞洲又代表了什麼意義?我們在其中是否能因為人群和地點的”遷移”而發現它更多的意義?所謂的”Chinese- American”、”Asian-Canadian”的意義是什麼?在兩個字的連結號之間隱藏了多少的聲音、不平等的關係和模糊性?
“Locating Asia”在溫哥華討論有兩層意義:一是之於地理上的亞洲,它代表了什麼?一是之於亞洲之外的亞洲移民文化,代表了什麼意義?它們兩者之間如何反映,又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然而在今天,大家已經說著這個世界已經沒有outsider、insider,沒有自我與他者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找出一個突破的方式,面對新的自覺和認同?
我前幾天讀到一句話:新的思考可能性,在於既有的思考之外。我想,這是我們該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