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

過境

—因此,只要習慣一個某一個都市的運作模式,也就習慣了全世界所有都市的運作模式,因為所有的都市,差異性已經不再如此巨大。—摘自「 全球化之後的同學會,在捷運哪一個出口舉辦?


收到明日報固定寄來的文摘,因為推薦文章而找到 大都會 這個新聞台。從歐洲回來後,反正我要不是在電腦前處理譯稿,就是在網路上亂晃,而對於Lans台長的這一篇「全球化之後的同學會,在捷運哪一個出口舉辦?」文章中對全球都會的描述頗有感觸,上個月我置身巴黎,就像朋友說的:上海不是中國的上海。而巴黎也不是法國的巴黎。我就只是在一個全球化發展下越來越相似的全球「都會」之中穿梭著,如Lans所描寫的:「因為當某人發現,他對於香港的捷運,比台北的還要熟悉。或是,他常常會搞不清楚台北淡水捷運線,到底有沒有連到東京山手線的新宿站或是上野站?後來,因為搞不清楚桃園國際機場的吸煙室,是在登機門的盡頭,而以為自己身在香港赤臘角機場登機門,所以沒有找到吸煙室?」這可不是很熟悉的景況嗎?出了巴黎Les Halls地鐵站,我還以為會是木柵線的忠孝復興站。
這種奇異的相似性,給了我生活上的某些熟悉,卻也讓我感到更大的陌生和疏離。

Lans的文章又讓我想起溫哥華藝術家Sylvia G Borda的一系列攝影作品「首都城市」( Capital Cities)。她花了近五年的時間,在倫敦和東京兩地之間,拍下數百張照片,場景全在地鐵站,然而,就算是非常仔細地觀察,卻幾乎看不出來她所拍的場景究竟是哪裡,可能是台北、也許是巴黎,也非常類似曾經搭過的香港地鐵,甚至新加坡捷運‧‧‧。Sylvia坐在我對面,每拿起一張照片就要我猜是東京還是倫敦,我衝口而出的是「台北…」(真的很像)。「就是這樣,」她說,「妳分不出來這是哪裡對不對?」即使在我看了五六十張照片後,慢慢從周遭建築的形式中歸類出「也許是倫敦」,或從隱藏在角落的小文字標幟或商業廣告判斷「這是東京」,但是要準確判斷的話,多少還是要靠猜測。
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都會」。
加拿大科幻小說家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2001年4月在<觀察家>上發表的一篇 Modern Boys and Mobile Girls 文中寫道:「日本文化的符碼化,在某些令人不可思議的層面上是和英國文化如此接近。…這兩個國家的符號和標幟的呈現有著碎形般的一致性,就連歷史的交織也是如此。」這種情況又何止發生於東京與倫敦之間,在談今日世界的新秩序是如何被科技和傳媒所連結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的同時,Sylvia的作品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從一種源初的文化流傳管道:「人的移動」和「交通系統」開始進入這個文本,最後,我迷茫的眼光,落在人們「移動」之間所開發出來的「空間」之中—「一種建築形式」的話語,以及空間—建築—歷史,這三者所交織和呈現的人的生活型態。當今的都會發展下,「地鐵站」或「捷運站」這種建築將會越來越多,它的特性不再是人們交流、聚會,以及載負特殊生活文化意義的「確切空間」,甚至如現代主義建築所標幟的「獨特」、或說展現「一個時代文明的特色」,這種「傳輸空間」的目的是暫時性的,人的駐留也只是瞬間,它的作用是將一地的人們運往另一地,人們在這個「空間」裡會合,彼此不再說話,而只需要依靠全球普遍皆同的標示符號系統得知自己接下來該往左、往右,向上、或向下移動。Sylvia的黑白攝影作品裡,似乎還帶著某種失落的文明的輝煌—閃亮的鋼骨結構、手扶梯、透著陽光的玻璃‧‧‧,「人」在其中的出現卻只如幽靈一般,稍縱即逝。
去地方性、去疆界,速度和移動所形成的「中介」性,是現在這個全球化社會的特質。經濟的流動、文化的流動、歷史的流動之間,是否就只剩下了網絡上一個個不具名的結點,喪失了起程和終點,只是在「之中」不斷地移動、移動再移動。它是否真如「移動中的城市」(Cities on the Move)這檔展覽的策劃人侯瀚如和Hans Ulrich Obrist所言,因為都會的發展轉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衝突、爭論、混亂,甚至暴力?如果是,又是在哪些層面上?或只是地方歷史的不斷消逝之前的垂死爭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