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手記, 藝術/展覽評介, 隨想

藝術環境的隨想

收到友人發送的電子訊息,台北將要舉辦一場座談:「頓挫藝術在台灣」,探討近年來台灣政治藝術類型的匱乏。相隔於太平洋另一端的我正也面對著雷同的情境─思索著自己「頓挫的策展」(笑)。以下兩段文字是在我看到這個訊息之後的一些隨想,也許跟座談會要討論的不一樣,也沒有直接關係,就只是記下自己的聯想和想法。


政治藝術的缺乏
大約是在9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年輕一代的藝術家似乎有著共同的傾向,自解嚴前後的政治社會議題批判潮流中抽身而出,轉向抽離的、不確定的、對現實冷漠而疏離的態度(無論是玩世不恭、嘲諷或犬儒,都在這種「保持著距離」的方式下進行),與我年齡相仿的創作者中,姚瑞中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創作時代/世代的轉捩點(也就是經歷解嚴而被啟蒙的學運世代),在這之後,(政治社會的)大我轉向小我時代─從個人出發的視界和生存感甚於集體的和公共的意識表達。視覺藝術的走向如此,在台灣剛萌芽的聲音創作(當時還叫作「噪音」)則更可以看見這個「急轉直下的陡坡」(1995)(註:林其蔚語),聲音創作在學運世代之前還幾乎不存在台灣的創作氛圍裡,伴隨著當時在野黨奪權鬥爭的波瀾,訴求顛覆與叛逆的「噪音」隨之創造了一個獨特、「直接」(所謂直接意思是除了聲音為媒介之外,並有強烈的身體感和衝撞性)的「場景」─從第一屆破爛生活節到大規模的後工業藝術祭。
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的逐漸轉型,加上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度,資訊、消費時代來到,衝擊之後隨之而來的「破碎」(碎散)始終沒有再凝聚起另一股足以和之前相比擬的文化「針對力量」。當然在90年代末期,仍有許多不同的文化現象正在生長,相較於之前堪稱是一種多元化,而這個「多元化」也同時隨著反體制時代的過去而平行地走向隨之而來的「(多元)體制化」─無論是創作、學術領域或所謂「另類(獨立)」空間的更佚;記得1993年我考藝術研究所時,一共只有兩所可選(有的是沒有選擇「之外」的選擇),但畢業之後至今,藝術系所的成立速度幾乎比招生速度還快(新一代面臨的是太多選擇「之外」的沒有選擇),顛狂一時的「噪音」從體制外轉向獨立空間和學院,之後,被正名為「聲音藝術」,2004年北藝大主辦的「台北聲納」大型國際聲音藝術活動,標幟了它進入「學院化」的時代。
從「噪音」到「聲音」,始終隱隱象徵著那在規範之外「另類」、「介入」、「干擾」的空間及其意義的消失。因此聲音、藝術語言作為「政治」,抵抗或激起辯論的可能性也逐漸消散。大約這十年來,多數年輕一代創作者迎合消費文化、資訊文化,並將當下生活的世界視為當然,僅管創作中表達著物質時代的個人空虛或些許嘲諷,但並不強烈質疑。日本、歐美流行文化的影響力隨時可見,而另一方面則隱約走向從現實中抽離的封閉論述系統。時代的整體氛圍、台灣政治環境上的不確定性都直接或間接促成了這種意識上的閉鎖而產生了所謂「困頓的失落」,在「 頓挫的藝術 」的座談文宣中將之描述為「一種特有的年輕世代的政治寓言空間」,而這個寓言空間指的是否是一種文化針對性的懸缺狀態?
或許該更清楚地說明,我所理解的「政治藝術」並非狹義的針對台灣的政治社會環境而言,我更想談的其實是藝術的文化政治學─藝術與社會的關係的織造和對「秩序」的檢視能力。
介入和距離,從國際鳥瞰
奧克維˙恩維佐( Okwui Enwezor )在賽維爾雙年展〈非家:全球社會的魅景〉的策展論述中談到關於近來藝術和社會之間(對話)關係的推進,「 在全球當下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明顯崩壞之下,得以再次檢驗藝術、藝術家在社會的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非去宣稱藝術與社會之間的距離。」這段話提出了當代藝術創作中的新的主動性,若藝術家並不必然是行動主義者,也意味著當代藝術家如何思考自身和自己的創作與社會的關係為何。藝術與社會的「對話」如何在美學系統的獨立性之外,從個人式的經驗描述、從以往的批判方式再往前走一步。或者,除了批判之外,還有什麼樣的「關係」可以透過藝術語言而建立?
大型國際雙年展的大量出現,便是在一種全球化的語境之下搭建出辯論的場域。國際藝壇透過這個(短暫的)場景對生存環境提出問題,藝術家得以在一個平台(無論是空間、時間、甚至是(多種)語言和文化的某種共識基礎上)上發言。更基進地說,邊緣地區應該利用這種語境,在共有的現況與架構下搶佔發言位置,不僅要描述自身,更對世界做出回應。文化的針對性和文化辯證的政治即從這之中展開,文化的重新創造和脈絡化也從這裡開始。我並非是要談論「雙年展」這種形式,而是想像這樣的場域的作用以及創作者該如何應對這種「對話空間」,並也同時是思考非藝術史類型的「策展」的社會意義為何。
所以恩維佐也提到,若藝術與現實之間有一種「距離」存在,那麼那應該是具有一種特定意義下的距離,那和將藝術(或美學)獨立於社會框架之外的「距離」並不能混為一談。也因此,談藝術的「介入」,或當下許多策展人所關注的「藝術行動主義」就可能拉出一個新的面向和美學形式的討論方式(〈赤裸人〉這檔展覽就是一個絕佳的範例)。時代所造就的這個機會,也還是拜全球化所賜─在資訊流通快速、人們移動速度加快,異文化之間的交流前所未有的頻繁所推擠出、所撐開的新論述空間。記得崔廣宇曾經說過,他的創作像是「從你背後對你丟石頭」,這種干擾、試圖引起反應即是政治性的意圖,而陳界仁曾經引過高達的話說明:「問題不在於拍政治電影,而是在於如何政治地拍電影。」在這樣的思考之下,台灣當代具有「政治意圖」的創作在新一代之中輪廓並不清晰。以往台灣自覺不受重視和被邊緣化(同時受到中國的壓力),但在認清這個現實之後,應該試圖將自己提升為對話場域的一份子,而不是默認自己在「國際的外面」。事實上全球化的語境是一個得以被運用的場域。
在〈90年代驚鴻一瞥:從YBA、猜火車之後,到當代的藝術創作策略〉文中所提及英國評論者Julian Stallabrass的近期評論文章Truth or Dare,也同樣在探討英國當代藝術中這個面向的發展。如果Julian Stallabrass意識到了國際氛圍的轉變進而影響英國當代藝術創作者,那麼同樣的全球化語境下,我們如何檢討台灣當代藝術在這十年間所處的階段如何?這麼思考,前題是承認全球化潮流的不可抗拒,對話的迫切性(其實是逼著你要表達)。如何表達,或許也可以說是「文化想像企圖心」。從911事件以後,當代藝術的集體政治意識型態(以反美霸權為主,進而連帶的談論階級、消費、媒體、論述的西方中心主義)如何與後殖民、多元文化的論述脈絡交會,產生新的文化辯證關係,已是這一波當代藝術中最受關注的面向。從邊緣區域不斷地「試圖描述自身」的階段,到「說出觀點」,是從掌握發言權到辯論的場域,這應該是目前我們最該思考和實踐的。
瞭解世界,然後─文化企圖心要大一點。
ps. 說回台灣的迷離,以前我們總會說,有主流才有非主流這種「相生」的邏輯。或者,近年來更明確地說,沒有了具體的(或沒有意識到)反抗或懷疑對象,也因此另類、非主流的場景也相對薄弱。這碎散的年代,套一句jeph以前說的(頗為反諷),「沒有霸權,何來顛覆?大家都是小矮人」想想我們這個時代啊~是否真只是這樣呢?

One Commnet on “藝術環境的隨想

  1. 近日和朋友似乎谈到类似的话题。艺术之于政治,有时就像后者的话筒,话语权在谁手里似乎暧昧不清。而如果艺术一直不能言说什么,那么看客总会有些失落,这似乎比“看不懂”的艺术更令人沮丧。
    检验码居然是8088,吉利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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