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個藝術團體叫「 後八 」。他們以行動藝術的方式，也做一些「無厘頭」的作品。就行動本身，也給人一種不知該如何詮釋起的感受，比如以尺丈量人與人之間溝通抽象的距離，或測度所謂幸福的實際深度，或又像…呃…比如說，一斤友誼可賣多少錢這樣的概念（這是我打的比方）。他們不是「快閃暴走族」，而是希望以這些也同樣無哩頭的行動來批判符號的作用，和顛覆所謂「藝術的意義」。

溫哥華這個怪異的城市，要不是現在網際網路算是發達，我總想像她應該還是一個資訊非常落後的養老院(一種很自閉的想像)。不過這個小城市的命運似乎也非如此認命和安逸，從百年前的北美掏金熱開始，她就開始插一腳，鐵路工程當然也就開發至此，也帶起了最早的華人移民潮(好像是順便加入)。就算到六十年代舊金山開始的嬉皮熱潮延燒至此，垮掉一代影響了溫哥華的藝文氛圍，也才催生了加拿大西岸七十年代的「前衛」場景。

在2003年3月剛結束的台北雙年展，陳界仁展出影片《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這部黑白影片用緩慢而詩意的速度以三個銀幕放映，他將歷史和台灣當代社會連結起來。這部影片在巴黎的FIAC放映時，被法國的《世界報》評為：「它看起來殘酷，卻是這幾年我們看過最強而有力的作品之一！」

旅行裡的不順隧是一回事，比較心酸的是：我踏上威尼斯，共赴世界藝壇盛事—已經有百年歷史的威尼斯雙年展，然而如果要我簡單說出內心裡複雜的感受，那無非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等了數年後我終將能前往威尼斯，而是到了威尼斯之後，發現其實是花了一大筆旅費在威尼斯摧毀自己的夢想。」

始終記著藝術家陳界仁跟我說過的一句充滿韻律感的話：「學習去體會生命的韻律。」

沒有足夠的刺激, 便無法激起什麼反應. 也許並不全然是展覽”好”與”不好”的問題. 很明顯的, 最受討論的展覽是<緊急區>, 因為它五顏六色又聲量大, 簡直像逛夜市一樣.

也許是在短時間裡看了大量的作品的關係, 發覺自己現在對作品的接收方式有些微改變. 比如對作品中的聲音越來越敏感, 它給我的刺激有時比影像還大.

對藝術界來說，進軍有百年歷史的威尼斯雙年展，就像NBA球隊打進了總決賽，對每一位代表參展的藝術家來說，總是一件大事情。從東方到西方，從邊緣地區到威尼斯，燃燒著對前衛藝術的熱情，藝術家、策展人、藝評人、媒體記者蜂擁而至，參與一場瘋狂的嘉年華會，那裡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新的藝術媒材和觀念的展現。

和北歐館相比，丹麥館呈現的則像是「巨作」，在成本、企圖和規模上都比北歐館要大了許多，而丹麥藝術家奧拉佛•艾里亞森（Olafur Eliasson）的作品也的確值得一提，不僅完成度高且有強烈視覺快感。

袁廣鳴有如一位當代薛希佛斯。神話中不斷推石頭上山的勞役，在他的藝術裡則是不斷堆疊、刪除、明亮、黯淡…重複而緩慢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