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專業VS官僚機制─從本屆威尼斯台灣館策展工作談起

文／鄭慧華

（本文登刊於《今藝術》 2011年11月號 ）

今年上半年負責籌劃的本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在六月初開幕之後，我感到有必要將自身策展經驗所遭遇的問題紀錄下來，作為對此過程的反思以及給下個階段的備忘錄。

想要系統性地將策展經驗寫出來著實是有些不容易，因為恐怕沒有哪一門專業像「策展」這般牽涉的面向廣且龐雜─從與藝術家的交往、溝通、論述、公關、行政到佈展技術─如此總體、專業卻又是最世俗的工作。「策展」這個詞及其方法從九十年代中期引進台灣，開始結合了在地特殊的歷史與人文環境發展至今日，策展人也經過了數代的更替，策展在台灣究竟包含了哪些不同的工作狀態以及性質？

我們總是遺忘的太快累積的太慢，然這次策劃威尼斯台灣館讓我腦海中2004台北雙年展的參與經驗又清晰起來，甚至更清楚理解了大環境、體制因素使然所形成的某一部台灣策展歷史與發展。我想先藉由這過程為客觀對象逐步來談策展專業與台灣美術官僚體制──特別是在我經驗中與台北市立美術館雙年展辦公室合作時所遭遇的問題，再從這經驗出發去思考什麼是「策展」這本質性的問題。

策展專業VS官僚機制

西方六十年代開始發展美術館/博物館機制外的獨立策展觀念與雙年展制度，於九十年代後被引進台灣藝術機制裡，1998年台北雙年展採用的策展人制是重要的開端，僅管在此同時已有一些美術館體系培訓出的第一代策展人，和一些留學歸來的藝術專業工作者也陸續進行獨立展覽策劃，然公辦美術機構開始採用雙年展制度與策展人制度應視為一個指標性的事件，它改寫了台灣展覽的諸多面向。本文以台北市立美術館這個首次引進雙年展策展制度的公辦美術機構作為檢視的目標，探討策展與公務體系磨合，以及策展專業在公務制度持續匱乏等等近年缺乏討論的問題。

十數年來，台北雙年展、威尼斯台灣館兩大展覽孕育出不少台灣獨立策展人，這股全球化的策展風潮也引動了所謂「策展」體制外的延續討論與發展。但回觀美術機構自身，策展專業在這一段引入過程中並沒有引發產生太多制度性的改變，意即對於內部，這項專業的引入並沒有對美術館系統中對應的行政制度產生顯著的改革助力，僅管美術館內有許多出色與盡責的藝術專業人員，但他們所處環境之制度改革可以說是非常寂寥與零星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政治文化環境裡公辦美術館所沿用的公務官僚體系，是在層級上、職務位階組成上仍十分僵化且不符合專業需求的組織系統，包括會計制度、招標、發包廠商制度、部門權力與職務輕重。十數年時間過去，這種僵化的現象在某些層面上有增無減，許多藝術文化專業與本質幾乎是最後才能被考慮的事。

就台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兩大雙年展與外部策展合作的專案為例，在公務行政裡每一個環節都需要符合程序，例如（至本次威尼斯台灣館展覽執行之際），每一筆超過十萬元以上的招標、上網、議價到簽約及會計制度這一整套規則。這對必須與系統相處的人來說並不特別，內部繁複流程也非意想不到或不能配合，但是，在僵化的制度下作事情，與跟制度一同僵化地去想事情有著根本的差別，最後導向幾乎所有事物的執行，都在配合這個形式化的要求──包括研究、策劃性質的工作也必得以廠商形式和數字化的方式處理。在目前招標法的程序下，美術機構外部的策展人、藝術家、執行團隊在與公辦機構的合作，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態度上，無形中漸漸被當成「外包廠商」。如果內部的藝術行政者不去時時檢視文化生產、展覽生產的初衷與內涵，朝向思考專業真正的需要，而自陷於隨著行政流程一同僵化的偽專業，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策展」與「官僚體制」的磨合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氣象人在立方II

再放一段氣象人在立方的演出片段。

往往有那麼些時刻，當音樂響起時，忽然間，在腦裡頭轉的諸多雜事會頓時停了下來，片刻間樂音佔據我所有的注意力讓我感到突然鬆了口氣，那種感覺異常奇妙。

這是氣象人剛開場的一段，很清新、很鎮定。樂音像流動的活水流過耳際，把片刻打開了。

氣象人在立方

上周六立方辦了羅頌策的講座，忙了幾天。正重疊於這幾天舉辦的畫廊博覽會，我本來想去看，但活動辦完之後一陣累感我竟攤在家裡兩天（除吃飯做瑜珈外哪也沒法再去）。這應該是在補之前累過頭的部份。但卻不時地回想頌策講座的內容與氣象人的表演，我感動許久。那晚是颱風要來的前一天，心中默默擔心會不會下起雨來，但周六那天直到我們把器材收完前沒下下一滴雨，到晚上回到家後才聽見稀落的雨聲，心裡想真是太幸運。甚至，一個有風無雨，涼風徐徐的環境讓表演更美更舒服了。坦白說，我覺得好聽到感動得差點茫掉。可能是那眼前的場景太像電影─逐漸沒入黑暗的老舊建築，一條燈光昏黃雜亂的夜市巷子，路人走來走去或有聽見或沒聽見樂聲，那音樂都一直像是飄忽在現實之內，又像是在現實之外，通過一條細細的看不見的線頭拉距著的感覺。我站在路上抬頭看陽台上三個樂手，暗中模模糊糊的身影（他們不想開燈）像是在動又像靜止，偶爾我看見背斯手、吉他手換了個姿勢、或頌策（合成器手）很專注地在調整著什麼。TCAC借來的speaker好像有那麼點故障，但卻也不影響整個氛圍的聲響時而小聲時而像能打入巷內殘破的遮雨棚外的那點天空，朧罩著那段時空，或說...攏罩我整個人和那條充滿記憶和不斷又被摧殘的街巷，偶爾是閃現了幾道雷電成了自然光效。

這應該是我第二次聽氣象人現場，第一次在葉偉立的日新街工作室，更早，是聽錄音不是現場的樣子。很多很多年前（快不可考了，大概是我們剛回台灣時），我們一個朋友R拿給我們聽，說一起弄個什麼並想幫氣象人出專輯（搞不好連氣象人自己都不知道這件事）。那時楞頭楞腦好像有這麼檔事兒。那或許就是第一次跟這樂團的音樂與名字懈遘的零星回憶。

在廚房，Jeph談起羅頌策的講座內容，說頌策給聲音本質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說明。他說，是的，頌策説的一點都沒有錯：聲音無法以一個「點」或「面」的方式被切片下來凝固呈現。它是一個聲音，就是一段波，就必定有時間性。時間，就是聲音的本質。這句話被Jeph演譯過，當時的詞語，或要等我們整理出Podcast來時才能再準確聽一次頌策的說法。但這句話我在聽的當時或還沒有真的深入去想，而此刻才又再度去思考它內在的意思是什麼。所以當聲音與影像並置來探討時，有趣的事情就出現了，它們彼此的關係、主體性、對話性、互補或互斥，甚至對感官和身體所造成的不同感知上的影響.......。頌策以一張一萬五千年前的人類岩壁畫開場，談起「影像」如何能從一段時間過程中被切片、截取出來被凝固住。但聲音之於時間卻無法這麼做。從這裡開始，他漸漸進入討論他如何與張乾琦一起工作，討論，如何與陳界仁一起工作和討論。那些影像之於他自己又是怎麼樣的一種狀態？「聲音」對上述兩位以影像為主的創作者又呈載了什麼？是技術、是聲波，是觀念或是感知的政治與轉譯媒介......。這些都在這講座中被初步地勾引了出來，我們一邊看張乾琦的攝影，聽他的訪談錄音製作，看陳界仁的影片，聆聽其中聲音所帶來的震憾和在影像之外更多相互補充、增加或搭配的意義。或許到最後，我們才又回到一個最初最基本的關於講者的問題，頌策的工作是在思考什麼或是在做什麼。但這依然還是謎樣的開始與結束，特別它是迴盪在氣象人演出樂聲中的迷幻音牆裡。

意猶未盡。這次...或許還只是一個開始。

開始回想一切的一切

1.
夏天的關係─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夏天回到溫哥華，突然覺得這個城市膨漲了好幾倍。東區變了，因冬奧的關係而被強力仕紳化的區域的確活絡了很多，但原先在這個區域裡的諸多街友和毒虫也被打散至以前他們不常出沒的地方。在地朋友說很難說是好是壞。我們坐在街角，身旁的人開始手舞足蹈，但我並不瞭解他們的肢體語言，想必他們是在用另一種頻率在溝通，嗑藥後的神情顯現在他們過High的表情上，抽蓄的臉，髒舊錯亂的衣著，其實並不如想的那麼不可預測和危險─或者這也是本地才有的景況，其實是很突兀的平和。

2.
我看著那個男的差點在路上要把褲子給脫了。一會兒他又走近我們身邊，其實我們也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這仕紳化了一半的地方還尷尬地收容著這些人，但這本來就是他們習慣駐留的地方和區域不是嗎，只是現在來了太多移入的中產市民以對他們視而不見的方式驅逐，這景象在眼前一時也真如在地的朋友所說，很難辨別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喝著涼水，納納地看著看著看著.....忽然間被一種疏離感給震懾。

3.
我在這裡靜靜回想過去幾個月的事情，　台北的事情忽然變得好遠，　我忙了幾個月的威尼斯展覽也就像夢一樣過去。這段時間裡究竟發生了多少事。在這之前我經歷了劇烈的困頓過程，也領略體制的力量，那對我又是一次徹底震憾─特別是在恭逢北美館一連串的事件的同時。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關於這些種種我想紀錄下來做為一個對自己策展過程的備忘錄，並又回頭再去翻找出一些關於談策展的文章來閱讀，有些事好像現在更具體更明白了。

4.
七月二十一日，出發到LA參加一場兩天的研討會，Redcat的館長Clara Kim請了主要以亞洲和拉丁美洲幾個地方的獨立空間、另類實踐的文化行動者參與。事實上在當下這個扁平化的藝術世界裡要談「另類實踐」是有些尷尬的事情，Alternative to What??是應該先被釐清的。以往的年代，我們能談體制內外，而當下，我記得去年參與紐約的Creative Time論壇時，主辦人開宗明義就提到，我們得承認無論如何，我們就是在資本主義的架構之內（問一句：藝術家們你們還是要吃飯吧？要賺錢吧？這一問可是個金鐘罩），或許這都已經超越過往談及藝術的自主性，從用生命政治的角度來看，現在整體的情境與困頓在於Alternative Practices意味的究竟是什麼？

5.
寫的沒頭沒腦的，不管了。已經太久沒寫部落格，已經不會寫了。誰叫臉書的大暢行，已經讓人不會連續思考了？

1108

1.

這一兩個月，馬不停蹄。九月五日立方計劃空間的第二檔開幕後， 我去了聖保羅，感覺在飛機上的時間比意識到自己已經落地，站在這個城市裡某角裡落還長。回到台北，立方的展覽進入尾聲，這中間間雜著不知道多少人的來訪，我說了大量的話語我喝了大量的咖啡卻又都不能克制地逐步失憶--我想這是一種自我調節，讓身體和心理都先忘記和麻庳，以度過這段極度疲累。

2.

事後過了很久，一切才又像走馬燈一樣在腦中重演，一幕一幕的，沒有串場沒有頭尾，片片段段形構著我所經歷的這些時間。

到了一個地方，又離開了那個地方，說實在，在飛機上的身體不適和時差帶來的精神恍惚也比其他記憶都深刻。身體總是比思考更快反映出什麼。聖保羅回來後一星期，我又出發去紐約，同樣的，我坐在市貿遺址旁二十層樓高的陽台上，覺得極超現實--或極不真實，參與兩天的研討會像是個洗禮一起衝擊著我已經紊亂的生理時鐘。

3.

人如何在一種極度壓縮（「忙」這個字多麼無力）的狀況還要提醒他人他自己是理智的和清醒的？

忽然，有種恐怖，因為開始覺得這一切都並不真實：言語，交談之間瞥見的天光、建物、所聞到的走過的巷弄的腐朽味，嘴裡食物的種種味道...。或者，事後腦裡出現的，更恐怖的是原本看不見的逐漸顯影出來疊在那些影像上變成另一種現實。

4.

更別說，我只不過是思索著如何將身體感轉變成可以建構起自我的生命經驗。在這之中，有人告訴你別太在意或別太嚴肅，不然那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

5.

全球化帶來的無謂焦慮，就是一夥人忙亂在找什麼是「國際」（最後為國際而國際，成為一種慶典和操作和語言）。到頭來，你會赫然發現可能那終究什麼成了一種十分虛擬與現實不分的狀態。但人總是在這漩渦中以為自己看到了彼岸。

回到那些已經失去的、遺忘的、不再有足夠感官刺激的自己的身體裡和時空裡，發現荒蕪一片。

6.

只有重回「地方」和根本，和重新拾起那不堪的自我認同過程，才會有國際（觀）--vision。

7.

以上第6，是林強說的。有如提醐灌頂。

8.

他見到我們說的第一句話：他想他會老死在這裡，哪裡都不會去。這是我近來聽過最美的一句話。他不是個地方主義者， 他是個經歷過一切之後，還能夠以正向的能量自信展開他自己，願意分享他自己的人。

這句話的美，不在於是死在哪，是台灣還是其他地方，而是，我從沒認真想過在哪、如何「老死」這件事。以及如何不再是一而再再而三重覆「那裡」。

9.

回頭看看「這裡」，它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