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流傳一時，香港女作家張小嫻的情詩「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原作是這樣寫的：「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生與死的距離　不是天各一方　而是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卻不知道我愛你」這首詩在網路上被網友以接龍方式改寫，甚至鬧出了作者是詩人泰戈爾的作品的烏龍事件。事實上「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也頗符合我這次到了威尼斯的心情，之前寫了一篇又酸又不情願的旅行流水帳，從吃喝拉撒抱怨到對藝術的失望。M學姐回了我一封信，說我幾年前嚷嚷著想到威尼斯看雙年展，為什麼這麼多年後，夢想實現了，卻是這等景況。

旅行裡的不順隧是一回事，比較心酸的是：我踏上威尼斯，共赴世界藝壇盛事—已經有百年歷史的威尼斯雙年展，然而如果要我簡單說出內心裡複雜的感受，那無非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等了數年後我終將能前往威尼斯，而是到了威尼斯之後，發現其實是花了一大筆旅費在威尼斯摧毀自己的夢想。」
我在威尼斯，我也不在威尼斯；或者應該說，我們必須實際到了威尼斯雙年展現場之後，才更加地發現非主流地區的文化表達和能所取得的資源，和所謂的「主流藝壇的觀點」二者之間的距離有多遙遠，可是，究竟什麼才是「主流」、「非主流」，又什麼是「中心」和「去中心」？在彼此詮釋的過程和結果上，那真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將眾多的「不同」並置在一起，但彼此之間我們其實誰也無法深刻地認識誰，「異國情調」的議題僅管曾在2000年第五屆里昂雙年展中，被策展人馬爾丹 （Jean-Hubert MARTIN）試圖重新提出討論，並做為異文化交流在全球化時代裡的新觀點，但事實上是我們遇到了新一波的阻滯和意識型態上的宰治，「新異國情調」在還未談出深刻的基礎之前，就已經被諸多（求好心切）的疑慮如：新殖民主義心態、不同藝術內涵的扁平化、傳統被全球化所消費和消解等所局限和扭曲，最終多少也再度成為空泛的概念，或為集體（而非個體）和中心（而非不同的文化）服務。
「新異國情調」（或應該有個更好的名字）的意義應該回過頭來重建於非主流文化之內，使它重新產生在地的脈絡，及主體性的意義。我們如果不談「差異」與「主體」，事實上我們還能在一場藝術博覽會中看見什麼？所剩不過是政治角力和權力衝撞，最後我們是以什麼姿態去和「國際接軌」和看待藝術文化的表達？只是更加喪失自己而已。我們必須同時向內看，回頭再看，避開掩人耳目的意識型態問題，回到自身身上。
前幾天聽到一個笑話：美國和蘇聯的太空人在上太空後都共同發現了一個問題，在無重力情況下，原子筆無法使用（因為沒有壓力使墨水流到筆尖），美國人花了驚人的經費去開發研究，終於發明了一種「加壓式原子筆」，以解決這個問題。蘇聯太窮，沒有錢投入研究開發，可是他們也同樣解決了問題，他們使用鉛筆。
這個笑話也是我所想的「回到自身」的問題。全球現在所面臨的文化議題事實上是類似的，西方在找新媒材、新的語言、新的文化觀點和價值，非西方也在尋找，但是我們若沒有同樣的基礎，一窩蜂「追隨潮流」其實是一件異常辛苦且徒勞的事情。我們何不使用自己的傳統與資源，重新建立自己的話語，去解決同樣的問題？追隨西方的結果，只是將自己迷失掉罷了。我們迷失在「策略」和所謂「詮釋」之中，太空人笑話的用意在於，我們得先回頭來弄清處問題是什麼，不是要比賽研發加壓式原子筆的技術，而最終是「怎麼樣能在太空寫出字來」。
因此我也聯想到現在全球的「雙年展」現象（特別是亞洲），亞洲地區國家的雙年展爆增，對於西方而言，多少有點類似「建摩天大樓」心態，但仔細去看，西方國家現在早已不熱衷蓋摩天大樓或像畢爾包古更漢這種大型美術館了。我們的雙年展所面對的甚至是虛幻的「西方潮流」，所競爭的對象其實又是亞洲自身，但是如果我們將角度調整，重新回頭看待地域文化主體，調整所謂「雙年展」的特質，由向外的競爭（或接軌？）調整至向內的主體性和獨特性的建構，開創自己的話語權，才有可能創造出獨特的台北雙年展，否則很快也將會被稀釋和淘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