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藝術界來說，進軍有百年歷史的威尼斯雙年展，就像NBA球隊打進了總決賽，對每一位代表參展的藝術家來說，總是一件大事情。從東方到西方，從邊緣地區到威尼斯，燃燒著對前衛藝術的熱情，藝術家、策展人、藝評人、媒體記者蜂擁而至，參與一場瘋狂的嘉年華會，那裡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新的藝術媒材和觀念的展現。然而今年第五十屆的威尼斯雙年展，卻也因為威尼斯受到五十年來首見的熱浪侵襲（天氣，總是一個很好的開場白和託辭），藝術嘉年華似乎成了一場怪物秀，令人聞之色變。在預展期間連續數日近攝氏四十度的高溫下，所有人不約而同地發現，評說前衛藝術的觀念、媒材或資本手筆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欣賞前衛藝術得配有冷氣空調，否則，從國際各大平面媒體的評介看來，幾乎無不先對致命的熱浪抱怨一頓，而在這種焦燥情緒下所寫出的展覽評論也可想而之，優點不見得更好，但是缺陷卻變得更難忍受。
六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評論：「…就筆者印象所及，這是規模最大、最凌亂、極鬆散、平淡乏味，令人倦怠和冷感的雙年展。總策劃法蘭西斯科．波那密（Francesco Bonami）提出了一個模糊的題目：『夢想與衝突：觀者專權』，雖有意義但空泛。…軍械庫展區，現在像個未完成的展覽市場，八個展覽延展了一英哩左右，嘈鬧地相互競爭以引起注意。好的藝術家的作品被以糟糕的方式呈現：藝術家應該對策展人發火，他們竟挑選了如此多的爛作品。叫它策展人專權吧。」
相信如果展場有空調的話，評論語氣應該會略有不同，這麼大的火氣多少和不預期的熱辣天候有關，各地的評論總不忘談一下在展場裡如何地揮汗如雨和相互調侃抱怨。不過這裡的重點不是「如果威尼斯雙年展有空調…」，正好相反，正因為在這堪稱惡劣的環境下，展覽的缺失被瞬間急遽放大，顯得異常突出，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場前衛藝壇的隆重嘉年華會，因為天氣太熱而破功。然而這卻是件好事，因為它讓觀者因為挑剔和缺乏耐性的情緒，赤裸裸地看見藝術競技場裡的某種真實樣貌。
我的意思是：杜象的小便盆放在有冷氣的美術館裡是藝術，放在四十度高溫的展場裡，或許還是小便盆，這就是此次威尼斯雙年展贈予觀者的奇妙感受。好處是透過這種遭遇，使檢驗藝術更回到了它的出發點—或許是一種本能和生理失調引起的不同觀察方式。在凌亂的展場中，觀者再度發現：近一個世紀前的達達宣言似乎早已經為前衛藝術的發展寫下墓誌銘，今日，我們站在弔詭的「前衛合法空間」中欣賞藝術，「前衛藝術」之所以「前衛」的立場何在？它所具有的反抗立場是否還有效？它獨特的反叛力量是否就只成了「藝術表現的姿態」而已？其中，觀者又是以什麼經驗和知識背景來「接納」這類型的藝術創作？
在當今策展機制的權力擴張下，前衛藝術某程度不免淪為為策展思潮、政治角力和策略服務，藝術性的本質與藝術家的獨立性在展場中被壓縮至最微小的部份，然而，就在波那密和其他十多位策展人所提出的展覽議題，被天候熱度蒸發為「有意義但空泛」的虛幻煙霧時（我總感覺要不是這麼熱，『夢想與衝突』會被作另一翻解釋和評價），存於藝術品和展覽議題之間的內在依附關係也被瓦解。展場中，觀者一方面極力思索如《延滯與革命》、《個別體系》、《求生組織》、《日日改變》、《烏托邦驛站》、《緊急區》等這類展題的意涵，另一方面也注視到了藝術作品如何還能個別且獨立地呈現問題。
這一屆雙年展因為眾多的子題，加上各展區區隔不明顯，各個展覽之間能量消長致使競爭多於對話。「過於龐大的策展」、「過多的藝術家」的問題當然也還反應在當代策展人企圖使用議題作為展現觀念和時代意義的工具，它們背後各個都有文化論述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做為支撐，然而一檔談論阿拉柏當代文化的展出，卻因為在場所能提供的背景知識有限（或者，有多少人真的對阿拉柏世界的當代文化有深刻瞭解），而使得觀看經驗如同大海裡撈針。這種以議題為導向的展覽，使得前衛藝術作品往往一進入議題中就已經被消解完畢，如同被蒸發的水份。這也是導致大部份藝評對這次的雙年展失望的原因之一，觀者很難再找到真正與眾不同的藝術語言、強烈的藝術家自主風格，甚至說得更自溺一點—美學上的本質意義。這更暴露出了當代藝術的前進路徑的問題，它不再成為潮流和思潮的開創，而比較像是議題的依附者，然而當代的藝術家對於如何呈現自己，還能有什麼更多的選擇？在＜烏托邦繹站＞這個主題展中甚至有超過百位藝術家參與，展覽最後只成了一個整體氛圍而看不到個別的藝術家，當提及這個展出時，策展人的名字已經代表了一切。
這個複雜的問題還牽涉到當代藝術媒材、藝術語彙的近似和同一化，它使得當代藝術被劃約在像是一體的共同語言體系和價值中；前衛藝術不再前衛，因為來自對「他者」看似有興趣實則沒什麼太大耐性的評斷中，此刻「異國情調」成為一種弔詭，當它展現真正的差異與獨立時，實際上並不受到重視（特別是非西方地區的藝術發展）。於是邊緣地區更加邊緣，潮流仍然越來越向掌握媒體和技術的西方世界集中，邊緣地區的創作者在這種情況中實在很難脫出西方話語與技術的圈限之中。如果閱覽西方主流媒體的評論會發現，對於雙年展中有別於主題展的另一部份「國家館」的報導中，差不多對亞洲國家館都沒有什麼報導，而對於零星引起注意的作品詮釋也都大同小異。如果不談藝術政治環境的不平衡，那便是主流仍然對他們不熟悉的文化無從瞭解，甚至漠視，而整個藝術界都只是以慣用的理解方式和語言進行詮釋。從七十年代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提出了「東方主義」以來，所掀起的後殖民思潮至今甚至進入了全球化思潮中，究竟動搖了多少西方中心主義的觀看視野，從第五十屆威尼斯雙年展看來，進展有限。這整體的現象其實該激勵同樣處在邊緣且弱勢的台灣藝術界，去思考自身藝術脈絡的主體性、文化交流真正意義的更內在、結構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