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著張乾琦這次在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展出的〈偷渡客〉系列的創作自述。
花了十七年拍攝的影像之中已經蘊藏著那存在卻無法輕易看見的隱性敘事。這些隱藏在時間空間表面下的個別或集體的故事,讓我想起一些事情。或也可這麼說,關於中國到美國的偷渡客,是夢與現實之間的殘酷且銳利的對照──那統稱之為「美國夢」的東西。不僅美國人自己長久以來有一種生活意識型態上的「美國夢」,冷戰以來美國也給世界製造巨大的美國夢。以前在溫哥華碰過一位越南藝術家,她是摸黑中搭著沒有燈的船經過幾十天沒有方向的漂流後到達美國,她最後在美國LA附近上岸。是什麼力量趨使她要跳上船?即便她根本不知道到不到的了?近幾年在溫哥華有大批中國移民,我有一次搬家是請大陸人開的搬家公司幫忙,他們一邊搬一邊抱怨,於是我就跟他們聊起生活。其中一個說,「唉!以前誰幹這種玩意兒啊!」我笑了出來,看來他以前並非勞動階層,問他為什麼到溫哥華,他說為了「好的生活」。我問他溫哥華是他想來的地方?他卻說不不不,加拿大只是個跳板,他要去美國,美國才是「好的生活」的終點。那時我愣了一下,覺得「美國夢」極反諷也讓人感傷。Jerry有次在談美國福特汽車的歷史時說即便是如「憤怒的葡萄」中最窮苦的農民都開車的生活方式(當時他是要解釋福特主義生產線給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讓蘇聯看這部片後簡直嚇壞了。這背後所提供關於生活、階級、財富的藍圖在世界所製造出的…就是想像中的「美國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