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藏—今藝術》採訪歷屆雙年展台灣策展人, 以下是我的回答的全文. 這篇訪談報導將刊登於12月號雜誌上(採訪者: 簡子傑).
1. 先請您談談承接台北雙年展策展人的經過：如何受邀、與國外策展人或北美館的面談過程為何？再者，也請您談在與國外策展人的合作過程中，此間北美館扮演的角色？
主要是由美術館通知後再與國外策展人面談，當時對芭芭拉‧范黛琳所初步構想的主題有某程度的溝通與共識，於是決定共同來做這件事。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是由她所挑選，因為她不只跟我一個人談，她談完了之後才決定和誰合作，在此之前，美術館做過第一層過濾，再交由國外策展人決定。這個過程本身是可以提出檢討的，它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在壓縮的時間之內，國際策展人已被要求先提出「策展主題」，這使得面談及合作過程能夠直接進入重點。缺點是國內策展人需要去迎合這個主題，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另一位策展人不能即時切入這樣的主題，那麼他可能就失去機會，但這並不表示他不行，或國內策展人不足（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這個制度是需要反思，不能簡化它對國內藝術生態上所將產生的影響力。
在公平性上，在地策展人是站在比較像是需要「獲得國際策展人的青睞」的位置上，這不只是潛在主從關係的問題，還是我們自己設下的文化如何溝通的一種基礎和模式。
另外，這樣的結構中，「從天而降」的現成主題，由於準備時間倉促，它很難在本地的文化環境中有效地深化和累積，前製培養作業幾乎是零。如此一來，導致一個逆向的誤謬結果：認為國內學者論述能力不足、藝術家缺乏、策展人不夠…。(我們的確不斷碰到這樣的話題)但其實主要原因是時間不夠，沒時間讓大家去學習、發展和討論。最後，我們只能看眼前「國際為我們帶來什麼」，而不是有效和長期地參與。
在合作過程中，北美館是行政、預算和組織結構的整體運作主體。它幫助解決「空降部隊」所將遭遇的困難。支援客座策展人如何能快速進入狀況，我認為也是美術館該扮演的角色，五個月的時間，我們有多少時間熟悉狀況，這是雙方都要很警覺的，而不是看著辦。以美術館的經驗、對在地文化脈絡與機制的瞭解，它省去了客座策展人摸索的時間，但是事情都有兩面，體制也有可能反過來成為牽制，體制本身也可能遲滯。支援與牽制同時發揮得好的話，就能達到良好的平衡，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像一個卡榫一樣在一個巨大的齒輪上。就我這次的經驗，我認為彼此都要再檢討，簡單說，行政組織架構的不緊密、協調溝通不順暢，造成很多事不能在規範裡面走，這其中要是彼此產生了衝突或利益及立場糾葛，就成了負面影響，反而失去平衡。
我的意思並非是說客座策展人需要知道所有的細節，但就拿預算來說，如果沒有一個大概念它是怎麼分配的，好像打仗你卻不知道部隊有多少，如果我們就已經在前線了，不能說「你以後就會有經驗」，那我們當下該如何？范黛琳也因此感到挫折，為什麼大家產生衝突，有一大部份原因是我們都處在巨大的未知中，但我一直覺得這是可以透過良好的彼此支援來克服。我在與部份藝術家談計劃案時，這的確頗為困擾，因為你不知道該如何提出一個規模給對方，對方也可能因此被誤導了方向，誤會就產生。
2. 據我們所知，國外策展人對台灣策展人的選定有一定影響力，且國外策展人往往先於國內策展人所產生。您認為，這種方式是否隱含了兩位策展人的某種權力的主從關係？
主從關係的產生不只是由於策展人如何被挑選所致。攤開來說，這是一定有的。至少，來者是客，議題也由他們所提出。但是這個問題為什麼很重要，因為它的影響不只是在個人合作的關係上，還反映了我們自身與國際之間的關係位置。
而這樣的合作關係所將對文化整體產生的影響力為何，崔健有一句話剛好可以說明：「是不是我們的體制深受文化的影響，在更深層的就是連帶關係，它也是文化，是產生在這個文化裡的一個體制。…這個體制在本來也並不清楚的情況下，就不斷去發生它的影響，甚至變成了一種形而上的東西。」因此我才會去談並檢討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覺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我們如何能夠提出自己觀點？如何在與國際合作的場合中突顯出自己的主體？這次的挫敗經驗給了我這一課，值得我好好反省。而我也非常明白，這種關係是我們整體環境的某種集體意識，很可能導致偏執的思考：依賴西方策展經驗、強調國際策展人的主導性、我們站在從屬的地位…等等。如果現在仍是這樣看待國際與在地的對話關係，我們永遠走不出這樣的迴圈，這樣的雙年展可以辦四屆也可以辦四十屆，然而最終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並不批判「雙策展制」本身，因為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好與壞，人也佔很大的因素。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警覺地看待制度與體制本身，調整我們自己現階段的位置與自我看待的態度才有可能突破它。
此外，在決定展覽主軸、邀請哪些藝術家暨作品時，您與另一位策展人如何取得共識？（或是沒有共識）在這類重要決定要產生時，北美館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溝通不太好。一方面我自身經驗有限，一方面范黛琳對在地文化不夠瞭解與尊重，造成了很多隔閤。美術館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有很多事我很感謝館方的出力與協助，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意識到我們之間如何補位與相互支援的失衡，造成了最後范黛琳認為她不需要跟我溝通，與美術館直接溝通即可的狀況，權職上模糊混淆。這方面應該要有更好的組織架構與權力規範來支撐，以及彼此要有合作上的共識。
3. 台北雙年展不僅為引進國外當代藝術發展的重要展覽，事實上，雙年展也肩負著將台灣當代藝術及文化觀點推向國際的任務，雙策展人制更可說是藉著國外策展人共同參與之便利，以達成國際化目標的手段之一。針對這個任務，我們卻不時聽聞台北雙年展缺乏切入國際文化論述之策略的批評，如本次雙年展，展覽圖錄上甚至沒有國內策展人之論述，展覽開幕時也未見許多國外媒體及藝評人前來，您的看法是？
論述的事件反映的是我們的位置與我們自己怎麼看待在地的論述的重要性。范黛琳的粗暴處理手法反映的是她的心態，以及她如何看待這個雙年展的屬性。我所在意的是從中我們如何看到深層的現實。
一個要求國際化的展覽缺乏國際能見度，問題在於兩點：1.也許我們已對國際失去吸引力，因為我們只是全球數十個雙年展中的一個，沒有強烈的地區獨特性。2.最根本的問題是「時間不夠與經費不夠」，沒有時間使我們去經營國際的路線，沒有足夠經費使我們達到現階段所想達到的規模。這些都需要經營，甚至需要長期投入的配套措施：包括議題的發酵、國內外討論機制的建立、國際公關的運作等等。這一次雙年展在這些方面較往年潰散，龐大的體制在此刻使大家產生很大的無力感。
4. 預算與時間的問題，幾乎是歷來台北雙年展遭遇的兩大困境，針對這兩點，您認為有何解決之道？此外，在北美館現有的編制內，您認為是否可作什麼調整以因應之？
從制度本身檢討起是比較務實的做法。這包括檢討策展制度、時間、預算和組織架構。其實關鍵只有一個：是否有改善的意圖？讓雙年展的前製作業即早起跑，讓策展人儘早進入溝通與協調的狀況，讓國內學術圈參與議題的發展、讓藝術家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增加彼此的回應機會和管道」，將這一扇門敞開。這可以透過技術去達到的。然而我們需要先有彼此的信任，相信你所交付任務的這個人能為雙年展做些什麼，否則為什麼要找他/她來？這是一個合作的時代，沒有任何一件具有規模的事情可以單靠一個人或一個孤立的體制去完成，這是很重要的認知。
預算部份，一如之前我與部份參展藝術家所討論的，我們想與文化局甚至文建會對話，溝通當代藝術圈現在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思索改善之道。藝術家們願意發出這個聲音，表達需求，體制是否聆聽又是另一回事。文化當局投資鉅資蓋一棟大樓，將理想建築於虛幻的未知上，何不從改善既有的軟硬體開始著手？這也比較實際。
5. 就您親身參與的部分，及您對歷屆台北雙年展的觀察，您認為，就四屆具國際性格的雙年展之內容而言，是否已足已形構出某種當代藝術發展軸線？在這當中，您認為台灣當代藝術佔據的位置為何？能否預測台灣當代藝術往後應走向怎樣的發展？是否可約略評估雙年展對台灣藝術的影響與回應？
雙年展對台灣當代藝術有滿大的影響力。因為它試圖聚集國際議題潮流的焦點，一次大規模地請到國際藝術家參與，這是一個交流和觀摩的平台。四屆下來，議題上的確反映著時代，這是值得珍視的貢獻，也值得我們就不同的議題繼續討論下去。它對台灣當代藝術不僅從思考上，也從媒材上產生影響力，它是一股推動的力量。然而台灣當代藝術在其中所佔據的位置，主要還是要看我們的藝術家如何強有力地提出什麼來回應議題，而不只是從參展人數比例去衡量。雙年展的影響力應該要分階段，經過了四屆追求「國際化」的階段後，現在我們該思考什麼？我們要在其中積極地扮演什麼角色？這樣這個軸線才會發展下去。否則我們可能適得其反地面臨邊緣化的命運。台灣當代藝術未來該怎麼發展，先從產生自覺開始，而能怎麼發展，則要看體制和大家是否願意一起開始討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