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oya

旅行, 藝術/展覽評介

憶2012柏林雙年展與文件展

2012年我接連看了柏林雙年展,然後到卡塞爾,生平第一次親眼見到傳說中的文件大展。那一年的這兩個觀展經驗,給我的震憾至今未減。二者都是觀展經驗的高峰,Artur Zmijewski的作品我於2008年時看過,對他的思考與創造路數略有耳聞,當柏林宣佈他是12年雙年展策展人時,其實已經在歐洲引起不小的不安與揣測─認為不是極好,就是極壞。但無庸置疑的,將極度政治(但這麼說也僅是藝術世界語境的矛盾。對Artur而言藝術就該是政治,哪有什麼極度政治?XD)總之,這傢伙不是來跟你談風花雪月的,他是來丟炸彈的。但也如同意料,他這一屆柏林雙年展被整個西方藝術界罵到臭頭,或者,我第一次會說─被罵到臭頭都不足以形容他要被砍頭示眾並抓起來鞭屍的狀態。

策展手記, 藝術/展覽評介

策展意識與獨立意識:重省台灣策展20年

日前,正著手進行關於「台灣策展20年」研究的呂佩怡向我述說了她的研究計畫,這個計畫正是要以回顧過去20年台灣在地策展的發展作為中心題旨,試圖去解決史觀與如何書寫策展史及其意義的問題。呂佩怡在進行的研究當中有一個初步的問卷,問及台灣「策展的起始年代?」和「從妳的角度來看,從1990年至今,哪幾個展覽可稱為台灣當代策展里程碑式的展覽?」這很難回答,因為從今日看來,台灣出現的策展型態與形式演化速度之快幾乎是像是讓人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般令人眼花撩亂–媒材取向、主題類型、城市行銷、公共藝術、雙年展、藝術節、美術獎、藝術論壇……。如果這幾個展覽的選擇並不是要頒金曲獎,那麼它所評斷又該如何被界定出來?「里程」的意義又是基於策展的哪個面向?

策展手記, 雙年展

策展專業VS官僚機制─從本屆威尼斯台灣館策展工作談起

西方六十年代開始發展美術館/博物館機制外的獨立策展觀念與雙年展制度,於九十年代後被引進台灣藝術機制裡,1998年台北雙年展採用的策展人制是重要的開端,僅管在此同時已有一些美術館體系培訓出的第一代策展人,和一些留學歸來的藝術專業工作者也陸續進行獨立展覽策劃,然公辦美術機構開始採用雙年展制度與策展人制度應視為一個指標性的事件,它改寫了台灣展覽的諸多面向。本文以台北市立美術館這個首次引進雙年展策展制度的公辦美術機構作為檢視的目標,探討策展與公務體系磨合,以及策展專業在公務制度持續匱乏等等近年缺乏討論的問題。
十數年來,台北雙年展、威尼斯台灣館兩大展覽孕育出不少台灣獨立策展人,這股全球化的策展風潮也引動了所謂「策展」體制外的延續討論與發展。但回觀美術機構自身,策展專業在這一段引入過程中並沒有引發產生太多制度性的改變,意即對於內部,這項專業的引入並沒有對美術館系統中對應的行政制度產生顯著的改革助力,僅管美術館內有許多出色與盡責的藝術專業人員,但他們所處環境之制度改革可以說是非常寂寥與零星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台灣政治文化環境裡公辦美術館所沿用的公務官僚體系,是在層級上、職務位階組成上仍十分僵化且不符合專業需求的組織系統,包括會計制度、招標、發包廠商制度、部門權力與職務輕重。十數年時間過去,這種僵化的現象在某些層面上有增無減,許多藝術文化專業與本質幾乎是最後才能被考慮的事。